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 “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 (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辞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 “货币中性 (monetary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扬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 1923年的49700兆亿 (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映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 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 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震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休谟 (David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 “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账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账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三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 price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 ——“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
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 “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 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 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三万亿美元 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
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 “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 “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

全球化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更多全球性的问题，这就需要这个世界的主要国家协同合作，共同应对。然而对于经济和国家的管理，我们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更加严重的是，各国实际上是以各自短期占优的原则为决策的出发点，在多方博弈过程中难免陷入囚徒困境。除了互相指责、诿过于人，更多的是说一套做一套只考虑自己的算盘。以美国为例，尽管鲍尔森和FED曾经无数次信誓旦旦地宣誓美元的强势政策。但却不断地使用扩张性地货币政策损蚀美元的价值。尽管他们明知贸易失衡问题无法通过汇率调整解决，但只要能减轻一点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好的。欧洲则希望把握这次打破美元霸权的机会，而纵容欧元的升值。尽管德法一件不合，但在经济问题上，显然德国的意见主导欧元。这也许算是与美国的一种交换吧。美国和欧洲把自身货币贬值的压力被抛给亚洲，希望通过榨取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利润来维持，但同时也把货币的命运交给了对方。中国在美元态度上“出人意料”的坚定，无疑为自己增加了许多成本。即便自身有足够的意志力，石油国家和中国还能支撑多久也是个问题。美元/欧元的贬值已经达到1.48的位置，引起了中国人和石油国家的极大不安，最近成思危的讲话与其说是对外国的不满，不如说是国内对央行没能及时应对美元储备贬值不满的一种表达。而国内民众对流动性泛滥的抱怨更是此起彼伏，人们对房屋和股票的上涨有很多意见。这些归根究底都是对失去独立货币政策的不满。

在面对这样的残局的时候，经济问题确实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它更加变成一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恐怕难以避免。尽管鲍尔森降低了美国在伊朗孤注一掷的风险，但也使得局势更加复杂。索罗斯在狙击英镑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判断，那就是：英国“在政治上与欧洲大陆的分离与其在经济上与欧洲大陆的高度融合，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大扭曲，最终必然导致英国汇率的扭曲”。也许全球化的今天，多边的政治分歧与多边的经济融合，同样造就了多重的这种“扭曲”，而这种扭曲已经造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等待释放的风险与正常价值的回归。

    对次级债的问题，我已经说了非常多。我现在不想说次级债务的问题，而要说，规模更为庞大，风险更加难以控制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些依靠杠杆交易而繁荣的市场聚集了更多，更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整个市场的调整，投资者（投机者）的投资风险偏好倾向很可能会快速的转向风险回避倾向。投资者不断平仓离场的过程正是对“投机美元”需求减少的过程，巨大的蓄水池开始起到相反的作用——从吸收多余货币到向实体经济吐出货币。如果这些动荡的存量美元涌出，对美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大的。要知道稳定的货币是投资的基础，美元不断恶化的基本面也许终有一天会对迎来美元的全面抛售（不但是四人投资者，包括各国中央银行都会被迫抛售美元）。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完全不能指望美国的投机者会因为“热爱祖国”而拒绝利润的诱惑。

    如果，金融机构同样深深的陷入到衍生品的游戏中来，如同他们深深陷入到次级债业务中一样，那么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对金融机构的损害将会非常大，而对金融机构的损害导致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业将会非常的大，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经济的复苏。当货币贬值压力，商品期货的牛市，金融风潮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汹涌波涛将会“异常壮观”，并不断形成互相影响，互相印证，互相烘托的格局。这种格局真是糟糕的恶性循环！

    不管怎样，美元指数近期的快速下跌，让我这个一直看空美元的人都觉得似乎来得太快，太猛烈。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也许就正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一切也许都将会写入未来的金融史教材，作为案例给后人分析。

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自身资源得到开发，在国家家主权的保护下，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剩余利润留在新兴国家内部，形成可以进行不断地产业升级的资本，由于这些资本的存在，使得这些国家具备了产业升级的所必要的教育、基础设施及社会保障投入，说白了就是使这些国家具备了“升级的本钱”。

二是商品生产固有的大周期特点，导致商品牛市的重新回归，进一步增加了工业国的成本压力，使工业品价格的上升成为一种较长阶段内不可逆的刚性上涨。

三是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新兴工业国家快速的发展，最终必将消耗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人口红利的终结必然导致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

第一个基本因素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严酷的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这种严重的压力不但来自传统的低附加值工业，更来自于新兴国家产业升级带来的对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说更高技术产业）的威胁。比如日本人在汽车、家电、造船、精密仪器甚至计算机领域大发展。韩国人在液晶面板的发展，以及包括中国在内，在诸如造船、大型设备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展露头脚等现实。化解这一压力的方法只有创新，新技术革命，但是新技术革命哪能说来就来，就算来了，也可能被这些“善于模仿”的亚洲人窃取。因此不能解决当前全球通胀的问题。

第二个基本因素的存在，作为供求关系变化和美元滥发的共同结果，已经变得无法控制。至少在几年之内，看不到商品熊市的到来。因此也无法化解当前全球通货膨胀的问题。

第三个基本因素是唯一能够带来一点希望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多持续几年以吸收更多的美元废纸，同时也希望规模化的中国工业能够更有效率，以便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

然而，人口红利正在接近枯竭，人口的可流动性大大加快了人力资源的开发速度。四川，湖南等内地的农民工正在不断提高他们的要求，过去是有工作，有饭吃就可以。现在他们则要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进行选择，薪水较低的珠三角地区于是出现了民工荒。因此，实际的人口红利，很可能并非像此前所预计的那样大。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实事，农民荒的出现，简单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实际从事农业人口的锐减。市场已经用农民工工资上涨来回答人口红利是否将终结的问题。

这样，在货币多发，增发速度保持18%甚至20%超速增长的条件下，在货币增发远超实体经济10%增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压力不可能不来临。正是由于中国正在牺牲自己的工业利润以保证出后商品价格不上涨，因此，发达国家才尚未“感受”到通胀压力。而正是由于出口价格的稳定，使得我国的工业不能向外部转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在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强力政策控制的背景下，我国很可能出现人民币对内通胀贬值，对外小幅升值的情况。由于人口红利行将枯竭，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而这一上升将会进一步的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通货膨胀压力又会增加生活成本，从而必须增加劳动者的薪资水平。这就是通货膨胀螺旋。而螺旋一旦形成，将会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在这种预期条件下，通货膨胀的抑制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通货膨胀，很有可能在我国首先爆发，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忍耐而最终传导给全世界。这一循环最初来自于美元的泛滥增发，直至最终我国将通胀压力传导回美国并促使其货币当局采用紧缩政策，可能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一循环不被虚拟资产泡沫破裂打断的话，那么很可能是这样一个进程。如果中途出现虚拟资产泡沫破裂，则会加速这一进程的实现，相对会更早一些促使发达国家紧缩货币政策，承担部分责任和损失。因此，中国可能正在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爆发的起点，正在由通货膨胀输入国向通货膨胀忍受国最终向通货膨胀输出国转变。

    首先，我打一个比方。你现在和上帝赌硬币，获胜获得1倍收益，失败则全部亏掉。参与这样的赌博是否明智？如果，当你下注之后，你获胜了，是否可以以此作为依据，证明你所参与这样的赌博是一种正确和明智的决定？你失败了，是否可以证明你参与这个赌博是错误的？显然，获胜与否并不能证明你才于这场赌博是对是错，因为一切全在运气。

所以，在投资上面，是不能完全用投资的成败结果来证明投资的正确与错误，更不能用赚多赚少来评价一个投资的得失。还要考量取得这样的投资成绩所付出的风险代价。这不但是因为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对于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更是以承担不同的风险换取不同利益是否值得的问题。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风险与投资机会之间做出权衡。巴菲特减持，只能说明，在现在的条件下，他更愿意用风险来换取安全，即便后面有再大的涨幅，也与他无关，在他看来，当有些钱需要依靠上帝的帮助才能赚到的时候，这些钱就不是他应该赚的钱。

    如果一个价值投资者，能够坚守自己的投资理念，尽管在短期内，他是无法打败其他人，特别是在狂热的牛市，他更是无法超越那些投机者，但同时，他也不必为自己的头寸不着觉。因为他知道，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去换取利益，短期内或许行得通，长期内一定会出问题。只要不离开市场，投机者就有可能被清仓。说白了，投机者的盈利来自于自己的运气，而价值投资者的盈利来自于理性推理及稳妥的对风险回避态度。因此，一个是可以持续的、安全的，一个是难以持续的，危险的。

    有的朋友会说，在牛市中获利的可能性要大于亏损的可能性，那是不是可以参与这样的投机呢？那我们再把上帝的游戏拿出来，假设上帝给你一种才能，让你猜硬币成功的概率为80%，但是上帝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一直玩下去，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尽管你每次菜中的概率很高，但连续获胜的概率就很小。如果博弈10次，你的获胜概率就只有0.1。如果你无限次的玩下去，你最终一定会清仓。

    有的朋友又说了，我可以选择每次拿出的筹码多少来控制风险的，因此，我可以把获胜之后的钱收回去啊。没错，你确实是可以这样，但是别忘记，在现实的投资之中，有几点从长期来看不变的法则。

1、  你短期的收益必然是别人的亏损，股市的长期获胜概率远远低于50%。

2、  没有人真地知道牛熊市何时结束，更没有人知道短期市场波动的方向。否则这个人每天只要买涨停的那一只股票就可以了。

3、  卖到最高点，买到最低点的交易，永远只有那么几个幸运的人。

    而事实上，能够克服自身恐惧与贪婪的人，数量如此的少，看到别人投机赚快钱，而能恬淡地一笑了知的人就更少。所以，大多数人难以逃脱被市场绑架的命运。

    最后我想说，在这样的牛市情势下，想要规劝人们远离风险是很困难的。但我相信，单纯对价格波动的追求并希望从中牟利，从长远来看是不现实的。甚至，这也不符合真正的投机的基本条件，只能算是搏傻。股票市场决不是仅仅依靠运气就可以的地方，不信，翻翻3年前的网页，看看里面充斥的痛苦、愤怒以及对市场的种种鞭挞，就会对今天的情况有所领悟。潮起潮落，胜负只是一时，能长久地活在市场而不被市场淘汰，才是真正的牛人。

1988年的通货膨胀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有害”通货膨胀，最多只能算是中性的通货膨胀。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物价长期处于人为的定价扭曲之中，当时许多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政府补贴价，大部分商品的实际价格远远低于实际的价值。这样就造成几种严重的后果。一是价格低于价值导致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的压制，他们不具有提高产量的积极性，使得处于供给短缺条件下的社会供给增长缓慢。二是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尽管人们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商品，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实际上实行的是配给制，从长期来讲，由于生产增长的缓慢，实际上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水平。三是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刺激和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体制内价格和体制外实行两种价格的巨大差异，刺激了官员的腐败。因此，物价改革尽管遭受到通货膨胀的短期痛苦，造成许多地区抢购狂潮和银行挤兑，但从本质上来讲，是以较短的高速通货膨胀痛苦时间换取价格快速的与价值对接，实际上从根本上解决了价格不能由市场决定的难题，尽管后来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严厉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被迫对消费进行压制，并导致1989年-1991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但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从长期来说，不能完全算是消极的，加上当时人们储蓄量较少，实际上对人民群众的长期影响有限，而这一影响很快就被随后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弥补。因此，可以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实际是计划经济价格与市场经济价格的一次不完全成功的接轨，是由改革开放十年之后，需求拉动的一次物价“挣脱”。因此解决的方法也相对简单，即在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即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时候，暂时地压制需求，即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当时的朱镕基正是因为果断向邓公提出，暂时压制需求以减缓通胀压力的建议，而受到邓公的重视。

1994年的通货膨胀的到来并没有遵循经济周期的所谓时间特点，1989-1991年的经济其实是过冷的，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此1992年之后，我国快速上马了许多生产项目，这一轮当中出了的严重的投资过热。各地纷纷搞的开发区以及以海南地产热潮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投机为代表的投机热潮，汹涌而至。由于项目上得过多，造成社会承载能力不堪重负，导致了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最终推动商品价格狂涨。高达20%的CPI，促使中央政府痛下决心，不惜采用壮士断腕的非常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由于投资拉动是通胀的主要根源，因此收紧信贷，打压投资成为抑制通胀的主要手段。当时主要负责治理通货膨胀工作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副总理兼中央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当时为了治理通胀，朱镕基想了不少办法。包括金融信贷紧缩，收紧货币供应，砍掉许多项目，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扩大大商品供应等等。这些被称为“铁腕”的政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快速地由供给不足社会转向供给过剩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当然，同任何一次通货膨胀一样，这次通货膨胀也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由于物价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许多商品的特别是原材料的生产量出现脉冲式的上涨，随后产品大量积压，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干扰了市场正常的资源配置功能，使得许多资源被投入到低效率甚至亏损的项目中，许多项目由于货币紧缩最终资金链条断裂，不得不中途下马，形成许多浪费。总体来讲，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我国的控制范围之内，由于持续的时间较短，尽管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经济仍然稳步发展，社会财富稳步增加，随后几年出现的收入提高、物价下滑（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胀的伤害。

2007年这一次的价格上涨，是2004年物价上涨的再爆发，而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次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美元纸币严重多发，与商品市场大牛市重叠而导致的基础原料价格的快速上涨。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处于工业现代化的阶段，基础原料价格必然最终导致产成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外部资本的冲击使得我国货币发行量被迫增加，使得国内的资产泡沫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的重点与以往两次运营有所不同。1988年是需求拉动，1994是投资推动，今天则是以人民币升值为概念，以国际游资注入，美元货币多发为基础的以货币问题为主导的真正意义的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次的宏观调控，仅仅依靠限制消费，打压投资的方法，是不可能根治的。只要不能有效拦截境外游资，不能为境外流入资金找到合理的流出口，就不能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也自然不能根治通货膨胀，这就是近年宏观调控屡屡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核心在于治理流动性，在于治理外部游资的进出，既要堵截，又要疏导，以此为中心配合对投资的限制，方能有望扭转局面。关于对治理此次通货膨胀的看法，本人将另行撰文。谢谢大家。

应该说，日本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适应能力”很强的国家，这一点，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二战后快速建立起准民主制度可以证明。但日本集体决策的历史传统，必然导致，日本在严重的危机形势下“容易改变”，而在可以混得过去的情况下，不易改变。安倍晋三的辞职，标志着日本改革派势力暂时地退出，而其退出，正是由于保守势力的“拖累”，而今，保守势力重新执政，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从而也表明，日本几乎无法痛下决心进行改革，特别是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因为这将损害日本地主、金融界的利益。为了维护这些利益集团，日本不得不忍受高昂的地租成本、资产泡沫以及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民间对利益集团的的自私自利，必然非常腹诽。因此有进行改革的要求，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在日本还可以“混得下去”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压力没有足够强大到“革命”或迫使贵族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日本正处于“清水煮青蛙”的境地，日本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必将会不断推迟，直到丧失所有的机会，届时，或者衰落，或者进行更加痛苦的改革。

相比日本的情况，法国似乎更加积极，强势的萨科奇已经开始推动作为执政官最难推动的工作——削减政府开支，尽管这是痛苦的，但无疑是积极的，政府自身的紧缩和节制，有利于形成全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热情。直面痛苦是避免衰亡的唯一道路，萨科奇如果足够强硬，则有望带领法国走出新的辉煌，就如同普京将俄罗斯从泥潭中拔出一般。